华尔

从十七只老鼠说起

一、打死十七只老鼠

    60年代，我们单位新组建，成批接受大学毕业生，所以后来适龄青年扎堆结婚，住房特别紧张。1970年，妻子从武汉调来，我没有房子住，只好向单位借半间小仓库。

    在小仓库里，与鼠为伴，我精确统计过，在那里一共打死了十七老鼠。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家。

二、从五台山下来的好人

    不久，单位的单身汉越来越少，集体宿舍就腾出来变成筒子楼，我们就被集中到那里。这是老式的兵营，所以每户只有9平方，厨房就在走廊。

    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保姆虽然住集体宿舍，但白天5个人在9平方里转不开身。

    这时，从五台山试验站调来一位孙指导员，安排到我们这个基层单位当支部书记。我的住房困难，他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有一天，后勤处管房子的参谋找我，给我一把钥匙：“去！29号家属院”。

    天上掉馅饼了！那里都是17平方啊！我欣喜若狂跑到那里，一看愣住了：这不是孙指导员的住房吗？我连忙又跑回来找他，他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别罗嗦，后勤处给你房子，你去住就是了。”

    老孙的妻子在招待所当所长，几乎整天都呆在那里，老孙就把房子腾出来并指名给我，自己和妻子住到简陋的招待所。

    知道这事的人对我说，你真幸运，遇到了从五台山下来的“得道高僧”啊！

    我离开原单位已经20多年了，每年春节都要给他打电话拜年，有时还捎点小礼物。

三、老九坐花轿不再光屁股

    打倒四人帮后，知识分子中流传过一句俏皮话：“老大高兴老二笑，老九光屁股坐花轿”，说的是工人和农民都得了实惠而高兴，而知识分子只是被抬得挺高，没有裤子穿。

    不过，情况很快改观，单位的房子开始盖起来，分房的时候，除了看工龄外，新增两个条件——研究室主任或第一批工程师都优先入住，我两顶帽子都有，所以，欢天喜地地搬进了两居室，我和妻子可以各领一个孩子睡觉了，晚上，她在大房批改英语作业，我在小房做些学术工作，记得帮总工程师审定的两册书，都是在小房的缝纫机台板上完成的。

    单位在不断盖楼，负责基建的是位老红军，大家都夸他有本事，他也自负地介绍经验：“到北京向上级申请建房，不能送了报告就走人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在招待所住下了，你们什么时候批，我什么时候才走”。果然，高工楼也盖起来了，我又住进了三居室。白天在办公室干工作，晚上半公半私地编英汉、俄汉电子学词典和撰写大百科全书，都是在这房子里完成的。

    那时干活有劲，是因为心里想着：老九真的吃香了，不是光屁股了。

四、经纬分明的住房规定

    80年代，国际大环境发生了变化：我国“两弹一星”都有了，我国领导人可以把武器拿在手里和大国谈判：“你有我也有，你敢怎么样？” 这时候，尖端武器已经变成政治武器，而真正的武器不需要研究和生产那么多，多了多花钱。于是，很多研究和生产部门转向民品，有不少人也就调离了。50岁的时候，我也该随一下妻子的心愿，回老家广东了。

    当我进入家乡一所新办的综合性大学的时候，过渡性地住进了三房一。

    这个学校住房规定经纬分明，中级职称两房二，高级职称三房二，所以后来我正高的时候，也是住到三房二，一直到退休。

五、花园小区：方便和舒适的生活

    退休的时候，遇到了麻烦——前面两批退休教师都住到市区，第三批的住房没有着落，校内房子不能房改，只能给在职的住，而此时国家有规定：不实行福利分房，不能建新房分配。

    校内不许住，分又分不来，买又买不起，怎么办？幸好省里几年后有了住房补贴，我们两口拿到十几万元补贴，加上毕生积蓄和东拼西借，在市区花园小区买了一套商品房，120平方。儿子很快画出了平面布局，交给一家公司设计和施工，我们不追求时尚豪华，只要求舒适方便。

    住进来已经七年了，我很满意，三个住房、一个书房和客厅，五个空间都有空调、电视、电话和网络插口。最满意的是南北两个阳台对流，在广东每年有半年要开风扇，但今年夏天，客厅的空调就没有开过，我房间的空调也只开过一个晚上。

    此外，还有一个露台和楼上的天台，种了100多盆花，今年还吃到自己种的龙眼。

不过，还是有缺点的，住在八楼，没有电梯，但也有人安慰我：每天爬山，强迫锻炼。

    下面是我附上的几张房子的照片。